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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反而限制民营经济发展道路的呢？对民营企业放宽市场准入，我觉得不准确，应该修改。

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深化体制改革，能够在中国真正打造、培育创意型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尽管有这么多成就，未来我们将进入更加艰难、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就是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经济体。

再来讲讲巴西，巴西是金砖四国的主要构成体，但是上世纪80年代，巴西包括墨西哥、阿根廷遭遇债务危机，恶性债务膨胀。现在，研发创新的投入已经将近GDP的2%，在美国，这一比例是4%，但是在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的投入已经是比较高的了。我们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8年就意识到要改革开放，需要一种创意型的市场经济模式，需要产权私有、自由竞争，要靠优胜劣汰，这个结果就是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社会财富能够扩张、国民收益可持续成长、中产阶层不断壮大，有利于社会保障、消除贫困、减少收益不平等、提升国民福利。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要想转型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挑战，但是也会有很多机会。今天美国还是一个标杆，是要追赶的目标，其实美国经济这么繁荣、这么有创意不是靠哪个总统或者哪一届政府，而是靠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从洛克菲勒到卡拉奇、亨利福特、沃尔玛，再到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尔·盖茨、乔布斯、马克扎德伯格。

环境危机的结果是空气污染、水污染、森林植被被破坏，这些都意味着我们传统的成长模式很难持续。来源:上海商报 进入 胡祖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借口城市规模过大有副作用，硬性发展小城镇的做法同80年代限制乡镇企业只能‘离土不离乡的做法一样，因违背经济规律而注定要失败。

经验证明，人口集聚有利于发展第三产业，制造业也需要产业积聚效应来发挥规模经济。有些地方搞‘面子工程，城市建设因规划失误而‘付学费的事情不是没有。但房价不断上涨，也反映交通等部分公共设施的增加，带来了房子（其实是土地）的增殖，后来买房的人们不断地为前人有利的这种增值买单。比如限制外地人入学，限制外地人买房买车，限制外地车进入市区，甚至限制外地人在某些行业就业等等。

对外地人来说这种只有交税义务却没有享用权利的制度，形成‘城市户籍居民剥削外地人（主要是农民工）的利益格局。问题恰恰在于政府以投资公共设施的方式造就这种庞大的城市福利资源的时候，其中有很大部分费用取自于不可能享受这种公共设施的外地（其中主要是农村）人，简单地说它就是‘剥削外地人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规模扩大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要知道这些年的‘国进民退现象主要发生在国务院管辖的央企上，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在城市公共设施以及运行上。除了郊区的农民以‘土地财政的形式为城市里的公共设施建设贡献以外，在城市打工而受到歧视的广大外地人（其中主要是农民工）通过上交税收的方式承担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的费用。日本的首都经济圈把东京都和周边行政区域联在一起，人家‘摊大饼一直摊到其他行政区域里。

粮食安全重要，自给率比粮食低得多的石油安全难道不重要吗？过度限制城市的地理规模，就会出现在城市中心缺公园等休息空间，而离市中心稍远地方的高楼大厦旁边农民种玉米的怪现象。不容否认，这种大城市户口的魅力是很多外地年轻人去‘北上广打拼的主要动力。而已经取得当地户口而享用特权和福利的人就不再愿意离开大城市，尽管乡下的空气好，居住条件更优越。试想如果政府的办公楼建在城市郊区，政府官僚都在离办公楼不远的郊区居住，看他们对与自己的居住环境无关的城市中心部的建设能有多大的热情和关心。

只要不是代替民营企业或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不损害市场经济次序，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它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至今也没有改变。

看看由于小城镇不是政治权力中心，不可能调动大量财政支出来投资于公共设施，规模扩大不到哪儿去。比如城市级别越大，拥有的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等教育资源，公园和交通工具等居住环境资源，大医院等医疗服务资源，供电，供水，供暖，供燃气等生活设施资源，电影院，剧场，图书馆等文化资源等就越多。

在中国城市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所在地，首先是政治权力中心。如果中国也像国外一样老百姓拥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那么这些户口制度带来的特权就要彻底消失。其实利用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靠政府财政投入发达起来的大城市发展模式并非中国独有。再说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年代里，有时候地方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按超前标准投资建设公路，机场，桥梁等公共设施不应该算浪费。总之，城市级别越大导致原先的城市规模越大，或者反过来政府办公机关选择大城市落户。城市越大越容易继续扩大规模，其重要原因在于居住该城市的政府官僚掌握和支配的资源多。

近年来城市商品房价格高企，固然可以说购房者（大部分是具有本地户籍人口）付出一些代价，房价中当然包括建设各种城市居住环境有关的公共设施费用。这些限制造成本地人在福利待遇上拥有外地人所没有的特权，形成本地户口的‘隐性价值。

城市代表的政府级别越大，所能调动的资源就越多。问题在于政府把过多的福利资源投入到城市中国城市建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造大城，‘摊大饼，而在于福利资源以公共设施的方式过多地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且这种集中靠政府权力剥削农民和外地人来达到的。

政府官僚集团自觉不自觉地都想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建设得比其他地方更好，更适合于居住，所以想把自己能够调动的资源尽可能多用在自己居住的区域内。北京首都机场扩建没有几年，北京市政府又在南苑扩建新机场就是一个例子。

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大城市里的生活，争取享用那些特权和福利的资格。夫妻子女被迫两地分居，有情人解不了婚，甚至被迫离婚的悲剧只有在严格限制移住的中国才有。就是在地方政府眼里城市周围的土地也是不能再生的‘宝贝。当然，最近这些年由于国务院责令地方政府出面解决保障房问题，所以地方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公租房（廉租房）很多。

同城市户口捆绑提供的各种特权和福利形成城市户口的‘隐性价值，一般来说它和城市级别（比如直辖市，省级市等）正相关。这些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是事实，但这是全国各地出现的共同现象，并不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搞什么‘错误的城镇化战略的结果。

这种公共设施除了公园，交通等无法区分使用者身份的领域以外，大多数只能供给正式居民（即拥有当地户口的城市居民）排他性地享用。城市发展当然要注意节约土地，为此需要向空间发展，但是增加建筑物的容积率毕竟有限，城市建设不可能不向郊区延伸。

现在社会上对中国城镇化方式的批评很多，比如说批评地方政府热衷于‘造大城，‘摊大饼，浪费很多土地资源来竞相扩大城市规模等等。那时候也是城市越大，能够享受的公共设施就越多，对外地人的进入壁垒也就越高。

本来政府不干涉公民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则各类城市和农村的规模将按照各自拥有的区域或环境优势互相竞争达到均衡点。其实正因为大城市有很多优势，企业和人们才往大城市集中，促进大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但由于在中国政府掌管资源的权力和范围巨大，显得更为突出罢了虽然改革以后有一些变化，但至今为止城市里的很大一部分公共设施（比如教育等）仍然没有对外地人（尤其是农民）开放，所以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的费用有很多仍然由不能全部享用城市福利资源的外地人来支付。

对外地人来说这种只有交税义务却没有享用权利的制度，形成‘城市户籍居民剥削外地人（主要是农民工）的利益格局。其实正因为大城市有很多优势，企业和人们才往大城市集中，促进大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

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大城市里的生活，争取享用那些特权和福利的资格。再想想如果哪一天把首都从北京迁到地方小城镇，北京的房价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答案就该清楚了吧。

日本的首都经济圈把东京都和周边行政区域联在一起，人家‘摊大饼一直摊到其他行政区域里。北京首都机场扩建没有几年，北京市政府又在南苑扩建新机场就是一个例子。